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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 Yegor Grebnev - Beijing Normal–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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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將自然侷限於圖表之中: 七十二候系統的起源與演變

七十二候將一年劃分為五日為單位的時段，每候皆對應特定季節現象。此體系與可觀察的自然現象並不同步，箇中緣由有待闡釋。透過細究早期文獻可知，該體系旨在從自然現象中提取徵兆以用於占驗解讀，當特定季節現象未如期顯現時，即構成具有預示意義的異象。因此，與自然現象的脫節實為七十二候體系刻意為之的設計，以此確保其能持續產出可詮釋的徵兆。自西元六世紀被納入官方曆法體系後，七十二候的排序仍經歷多次大小調整，這些修正皆基於後世對早期文獻權威性的不同認知。（原多語言摘要:一年被分為七十二候，每一候為五天，各自對應一個特定的季節現象（物候）。 七十二候的循環與可觀察的自然世界並不同步，這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對早期 文獻的仔細分析表明，七十二候體系背後的意圖是讓物候循環開始擁有可解釋的含 義：如果某個物候不出現在相應的時間段裏，這就形成需要解釋的預兆。因此，與 自然世界的不同步是七十二候體系的不可欠缺的元素，保證了其能持續生產可解釋 的預兆。公元六世紀七十二候雖然被納入官方曆法制度，這個體系沒有固定下來， 而隨著對早期文獻評價的變動，七十二候的順序和内容繼續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

作者名: Michael Hunter - Yale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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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摘要

Rens Krijgsman，《早期中國手稿集: 箴言、記憶、詩歌與知識》 by Rens Krijgsman

關於Rens Krijgsman的《早期中國手稿合集》（以下簡稱ECMC），首先要認識到的是它並非真正探討寫本合集，至少不是這位讀者所理解的合集概念。Krijgsman並不關心諸如郭店一號墓竹簡如何及爲何被彙集爲單一文本羣的問題。相反，ECMC研究的是寫本”將多種文本類型與形式匯聚於單一載體”的方式（第4頁）。書中分析的文本合集分爲兩類：由”多個獨立文本共存於單一物質載體”構成的”多文本寫本（MTMs）”，以及由”先前獨立文本的段落交織而成”的”複合文本”（第4頁）。全書四章各聚焦一類文本合集，例證取材自戰國至秦代範圍驚人的出土文獻——包括郭店、包山、唐維寺、葛陵、周家臺、岳山等遺址，以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安徽大學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無明確出土地寫本。Krijgsman對早期寫本文獻的廣博學識，使本書成爲戰國寫本研究領域的重要貢獻與前沿指南。第一章（”寫本物質性：格言集的組織方式”）探討格言與箴言合集，包括郭店與馬王堆《老子》寫本、郭店《語叢》、上海博物館藏《用曰》與《凡物流形》，將其解讀爲”寫本文化應對文本生產激增的產物”（第61頁）。本章對William Boltz的文本構成”積木理論”提出重要批評，基於《老子》文本平行現象指出：這些”積木”未必作爲穩定單元獨立流傳，作者/編纂者實爲構建文本而臨時創制這些單元。第二章（”故事集：歷史的重構與整合”）以上海博物館藏《容成氏》《子羔》《鬼神》及郭店《唐虞之道》《窮達以時》爲例，分析複合敘事文本。Krijgsman在此勾勒出從”紀念性、地域化且碎片化”（第98頁）的歷史記述，向戰國中後期高度結構化、思想精微敘事文本的轉變軌跡。第三章（”合集與經典：文類的形成”）通過上海博物館藏《孔子詩論》及零散詩篇合集、清華大學藏《周公之琴舞》《耆夜》，考察詩歌編纂現象。該章核心論點是：相較於假想中的《詩經》原型合集（其證據遠比通常認爲的薄弱），小型詩歌合集在當時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全書最具分量的或許是第四章（”彙集與傳播：技術知識的運用”），研究技術手冊類文本——包括包山、唐維寺、葛陵及上海博物館、北京大學藏秦代文獻中的祝禱集與占卜記錄，以及周家臺、嶽山出土的日書。借鑑Marc Kalinowski與Donald Harper的研究，Krijgsman論證這類合集”規避了技術專家的直接中介，採用適合獨立閱讀的格式向更廣泛受衆開放”（第146頁）。 (Rens Krijgsman,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 Collections: Sayings, Memory, Verse, and Knowledge. Leiden: Brill, 2023. x + 220 pp., i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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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 Xavier Paulès -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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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摘要

En Li，《押注科舉: 晚清中國的彩票》 by En Li

清代中期彩票的出現無疑是中國晚期帝國賭博領域最重大的變革。本書聚焦於19世紀下半葉起大規模發展的彩票現象，但書名隱含的歧義需先行澄清。這部著作的核心研究對象實爲”闈姓”——一種押注文武科舉中榜者姓氏（而非身份，此處需糾正常見的誤解）的博彩方式。該賭博形式長期未受學界重視，除江口久雄1979年開創性論文外，僅有何漢威二十年後關於清末廣東財政中博彩地位的數篇論文有所涉及。然而，En Li在章節展開過程中，亦對清末華南地區並存的其他彩票類型如”白鴿票”、”花會”、”山票”、”舖票”進行了系統梳理。需特別說明的是，這些彩票形式與科舉制度毫無關聯。”闈姓”起源於道光年間廣東親友間非正式的科考押注，至咸豐朝開始形成規模化運作。精明的經營者建立起精密組織體系，通過佣金代理網絡在廣闊地域收集投注。這種博彩在19世紀最後二十年達到鼎盛，始終是廣東省及其海外移民聚居地的特色產物。若非歷史變局，或許能擴展至中國其他地區。但隨着1905年科舉制度的突然廢除，這項博彩活動終告消亡。 (En Li, Betting o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e Lottery in Late Qing Chin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vol. 46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3. xxiii + 349 pp., i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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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 Lucas Rambo Bender - Yale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51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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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何中唐「詩僧」需要詩歌？

本文探討為何在中唐時期（約755年至825年）僧侶的文學創作特別與詩歌這一文類聯繫在一起。儘管中國的僧侶此前已廣泛參與文學寫作，並創作了大量的詩歌，但在這一時期之前，沒有任何僧侶被稱為「詩僧」。本文認為，這一中唐時期的新現象反映了當時關於文學的論述，特別是關鍵的散文文類，開始將文學寫作與日益被視為與佛教對立的儒家思想聯繫起來。相比之下，聚焦於詩歌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抵制了這種儒家化，並保留了早期文學創作觀念中的某些特徵，這些特徵為佛教的參與留下了空間。（原多語言摘要:提要本文探討僧人的文學追求為何在中唐時期（約755–825年）與「詩」這一單一 體裁建立了特別的聯繫。儘管中國的僧人在此之前就已廣泛從事文學創作，且撰寫 了大量「詩」作，沒有一個僧人在中唐以前被冠以「詩僧」的稱號。本文認為， 這種中唐時期的新現象反映了當時的文學論述——尤其是關於核心散文體裁的論 述——已經開始將文學寫作同一種日益與佛教相對立而成的儒家思想聯繫起來。 相比之下，關於「詩」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這種儒家化，保留了其更為早期 的關於文學創作的願景，正是這種願景為佛教的參與提供了空間。）

作者名: Xia Lidong;Huang Mengji; Wang Long -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Beijing;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Academia Turfanica, Turfan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57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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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漢傳佛教儀軌的蒙古化: 新疆吐峪溝新發現與華嚴懺儀相關的蒙古文獻

2015年，在吐魯番的Toyuq遺址中，出土了一份以回鶻-蒙古文書寫的長卷軸，以及幾片類似裝幀類型的殘片。這些手稿中保存的蒙古文被認定為一部重要的佛教禮儀文本的一部分，該文本在漢文、西夏文和古回鶻文中均有流傳。這一發現不僅首次向我們展示了這部禮儀文本的蒙古文版本，還使我們能夠進一步確認另一份在20世紀初於吐魯番獲得的蒙古文殘稿，該殘稿現藏於中國的旅順博物館，屬於同一部禮儀文本的一部分。本文除了介紹新發現的手稿並解釋其考古背景外，還討論了這一發現的歷史意義，以及它對該文本傳播與接受歷史的新啟示。（原多語言摘要:2015 年，吐魯番吐峪溝石窟出土了一卷以畏兀体蒙文寫就的長卷以及若干寫本殘 片。本文認為，該蒙古文文本與元代編撰的佛教懺文《華嚴懺儀》密切相關。 此外，藏於旅順博物館的一件吐魯番出蒙古文寫本也出自同一懺文。除漢文本 外，《華嚴懺儀》也曾被譯為回鶻文和西夏文，長卷所書是迄今發現的首個蒙古文 版本。本文旨在介紹該新出蒙古文寫卷及其考古背景，并簡論該發現對研究《華嚴 懺儀》的傳播和接受史以及 13–14 世紀中亞佛教史的意義。）

作者名: Tony D. Qian - Underwood International College (Asian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65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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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道德主義與法律: 晚清科舉中的判語（判諭）

自1384年至1757年，省級和京級的科舉考試中包括一項「判語」測試——即針對主要從刑法中選取的五個法定標題所撰寫的假設性法律判決。這些判決以四字和六字為主的駢文形式撰寫，內容包含道德勸誡和歷史典故，而對正式法律條文的關注較少。本文聚焦於判語，並非將其視為法律知識的測試，而是作為展示如何從既有的文化和歷史知識中推導出正義原則的一種手段。在這些文本中，一系列與特定法條相關的敘事，賦予法律一種歷史道德主義的色彩，並以非技術性的語言闡釋其條款。本文通過分析行政手冊、注釋刑法典和考試檔案中的判語範例，展示其如何闡明法條的道德意圖、描述正統社會價值與秩序的道德基礎，並確立判斷官員（不當）行為的道德標準。從根本上說，判語旨在強化非專業人士眼中法律的合法性，並為官員與非官員提供一種與文人經典教育密切相關的法律教育形式。（原多語言摘要:1384 年至 1757 年之間，省級與都會級的科舉考試（即鄉試、會試）包括了一項叫 做「判語」的測試，「判語」即針對從刑法中甄選出的五種法條所作的假想性法律 判決。這些判決用四、六字為主的駢句寫成，內容多為各種道德訓誡和歷史典故， 鮮涉正式的法典。本文著重考察了這些判語，不將它們視作對法律知識的考核，而 是一種向我們展示正義的原則可以來自於一套傳承而來的文化和歷史知識的手段。 在這些文本中，一系列與特定法規相對應的故事給那些法規注入了一種歷史道德主 義，並由此以一種非技術性的語言對其進行闡述。本文通過分析出現於行政手冊、 刑法注釋以及考試檔案中的判語，說明了判語如何對法規的道德意圖展開說明，如 何就正統的社會價值和秩序進行描述，以及如何為官員行為制定道德規範。從根本 上來說，判語的作用在於加強法律在非專業人士眼中的合法性，以及為官員和非官 員統一提供一種與文人的古典業習互為彼此的法律教育。）

作者名: Elena Valussi - Loyola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68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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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在四川: 十九世紀樂山、峨眉山與李西月的社群

四川及其周邊的中國西南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宗教知識生產的活躍中心，作為宗教網絡的節點，這些網絡起源於或發展於此並延伸至更遠的地方，並且孕育了重要的宗教運動。本文試圖揭示四川道教歷史中尚未被充分分析的一部分，包括地理區域、時間段、社群以及所描述的實踐。文章討論了李西月（1806–1856），一位有影響力的教師、學者和實踐者，以及他所屬的位於樂山地區的道教西派社群，該社群專注於兩位廣受歡迎的神祇：張三丰和呂祖。本文通過描述該社群在扶乩和宗教出版方面的參與，全面概述了這一社群，並將其活動置於四川其他接收和出版宗教經典的社群更廣泛的背景下。文章還通過強調道教社群如何居住、利用並受到這些地方的啟發，重新發現並突顯了像樂山和峨眉山這樣的山脈的不同宗教身份，這些山脈大多被描述為佛教聖地。（原多語言摘要:長久以來，四川及其周邊的中國西南地區一直是一個活躍的宗教知識生產中心，一 個既能自我起源或發展又能延伸其外的宗教網絡的節點，還孕育了數次重要的宗教 運動。本文旨在從地理區域、時代分期、社群以及宗教實踐等方面為讀者揭露一段 尚未明晰的四川地區道教史。文章討論了李西月（1806–1856）這位充滿影響力的 老師、學者和實踐家，以及他所領導的社團，西派道教。該社團活躍於樂山地區， 且供奉兩位俗神：張三丰和呂祖。本文通過描述這個社團在鸞書寫作和宗教出版方 面的活動來對其進行全面的概述，並將他們的活動放置在四川地區同樣也接收並出 版宗教經文的其他社團群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此外，本文還揭示且突出了類似樂 山和峨眉山這樣通常與佛教相繫的地區的另一種宗教屬性，即這些地域和空間同時 也被一個道教社團佔據和使用，並為其提供靈感和啟發。）

作者名: Pierre Marsone -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aris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74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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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山知保，《系譜與地位: 蒙古統治下華北的世襲職位與親屬關係》。 by Iiyama Tomoyasu

金國（1115-1234）的女真族金朝，相較於南宋（1126-1279）而言較不為人所熟知。然而，它卻是孕育了許多至今仍影響中國的社會與文化現象的發源地：全真道的誕生、將現今的北京城確立為帝國首都，以及將代表土元素的黃色賦予皇權。飯山知保的著作揭示了另一項文化新現象，即「族譜碑」的發展，其鼎盛時期為元朝。在11至14世紀之間，中國北方逐漸出現了「先塋碑」或「遷塋碑」（第7-8頁），這些碑文由委託人刻寫，旨在為後代記錄其家族的歷史。作者在研究中選擇以每個家族的資料為基礎來構建各章節。第一章題為「蒙古統治下的政治成功追求與維持」，圍繞山西渾源縣的孫氏家族展開。孫氏家族是當地的兵器製造世家，在元朝時期逐步攀升社會階梯，最終掌管了帝國兵器局。1234年，金朝末代皇帝在蔡州自焚身亡。隨著13世紀初的戰爭，金朝的政治與社會精英階層逐漸消失，新的精英階層開始崛起，孫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孫威最初效忠於金朝，後於貞祐年間（1213-1217）轉投成吉思汗，並獲封「大匠」之號。他的事業在窩闊台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Iiyama Tomoyasu, Genealogy and Status: Hereditary Office Holding and Kinship in North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 Asia Center, 2023, 388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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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 Ruth Mostern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74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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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Jonathan Felt，《地球的結構: 中古中國的元地理學》。 by D. Jonathan Felt

D. Jonathan Felt 的《Structures of the Earth》是一本基於「元地理學」（metageography）概念的傑出著作，這一術語源自 Martin Lewis 和 Kären Wigen 於 1997 年出版的《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Lewis 和 Wigen 解釋道，將全球陸地劃分為當代世界地圖和學校地理課程中常見的七大洲，只是歷史上人們劃分世界區域的眾多方式之一。當人們將世界分為東方與西方，或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時，他們是根據可變的術語對地方進行分類，這些術語的意義取決於歷史和文化背景。每一種分類體系都是「人們用來組織對世界認知的一組空間結構」（第 3 頁）。元地理學規範了人類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理解，定義並劃分空間，並解釋身份與關係。它們同時描繪並建構了空間現實。它們在特定情況下產生，並在某一時刻不再具有文化相關性。《Structures of the Earth》是一本關於中古早期中國元地理學的書，但其對研究中國過去的學者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這一歷史時期。Felt 指出，一千多年來，大多數漢學研究以及中國政治和治國文獻都遵循了一種在秦漢時期成形並在隋唐時期復興的帝國元地理學，但在這之間的數個世紀裡，當沒有強大的政權統治整個漢字文化圈時，這種元地理學並未佔據主導地位。根據這一帝國框架，政治統一曾經是、並且永遠是事物的自然秩序，而分裂時期則是一種反常現象。相比之下，《Structures of the Earth》探討了從三世紀到六世紀這段創造性且政治分裂的漢字文化圈中的空間意識形態，這一時期漢代元地理學已無法用於理解世界，而帝國統一也無法想像。在此背景下，Felt 挖掘了漢字文化圈中關於空間和地方的另類觀念，並提供了一部脫離中央集權國家權力的中國領土性歷史。通過這樣做，他不僅為中古早期的中國歷史，也為中國歷史的所有時期，提供了更廣泛和更具創造性的思考可能性。 (D. Jonathan Felt, Structures of the Earth: Metageographies of Early Mediev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2021. 408 pp., i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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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 Rivi Handler-Spitz - Macalester College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627–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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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缺席的教師，在場的讀者: 袁中道《柞林紀譚》中的敘事、對話與片段

本文主張，任何對語錄文類的理解都必須考慮作品的文學形式，而不僅僅是其哲學內容，甚至也不僅僅是促成其編纂、出版或消費的意識形態、語言、物質、政治、財務或人際因素。作為一個具體案例，本文分析了《柞林紀譚》，這是袁中道（1570–1623）對其與晚明異端思想家李贄（1527–1602）教學互動的記錄。本文認為，這部文本中敘事、對話和片段的運用，阻止了讀者被動地吸收文本的「訊息」；相反，它們培養了讀者與文本中描繪的角色之間的親密感和認同感，同時也邀請讀者顛覆傳統的師徒權力階層。（原多語言摘要:本文認為，任何對「語錄」類文體的理解都必須考慮到作品的文學形式，而不僅僅 局限於促成該作品編纂、出版或消費的哲學內涵或意識形態、語言、形製、政治、 財務或人際關係方面的因素。舉例而言，本文分析了袁中道（1570–1623）的《柞 林紀譚》，該書記錄了作者與晚明「異端」思想家李贄（1527-1602）之間的教學互 動。本文提出，書中對敘事、對話與片段的運用有助於讀者避免被動地吸收文中 的「訊息」。相反，它們培養了讀者與文中所記述人物之間的親密感與認同感，同 時也鼓勵讀者去顛覆傳統師徒之間的權力等級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