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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 Paul W. Kroll - University of Colorado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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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武后统治时期的傅氏家族兴衰

武后實際或名義執政的二十年間（684-705年），現存賦作不足二十篇，數量遠遜於其前後世代。此現象主因在於當時宮廷及後世文學史皆着重於詩體創作——尤以新興的近體詩（jintishi）爲要，這類作品多誕生於宮廷場合或羣體雅集。然流傳至今的賦作中，仍不乏技藝精湛且意趣盎然者。本文將這些作品置於歷史語境中考察，無論其創作背景是應制於廟堂，抑或抒懷於私人情境。文中並收錄多段賦文摘譯。（原多語言摘要:武則天在位的二十年間(684–705;無論從實際層面還是法理意義上來說),存世的賦作 不足二十首。這個數量比緊靠武后的前後兩代都要少。其主要原因是因為朝廷以及 後世的文學史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或在宮廷或在群體聚會中所進行的詩的創作上，尤 其是新進的近體詩。儘管如此，存世的賦作中不乏技藝高超、趣味濃厚的作品。本 文全面調查了這些賦作，並把他們歸置於各自的歷史背景中，無論該作品是作於宮 廷，還是為宮廷而作，抑或成篇於某種個人或私人的情境下。除此之外，本文還提 供了大量片段的翻譯。）

作者名: Chang Weiling -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12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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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方官員、士人與社會間的權力關係: 福建莆陽元代碑刻分析

本文以公共工程相關碑刻為主要史料，以福建莆陽（即興化路）為例，探討元代地方政府、地方士人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宋元易代之際莆陽士人遭受屠戮，加上元代科舉取士名額有限，導致莆陽士人的政治機會與地方影響力，較之前代及其他路份士人更為削弱。因此，元代莆陽地方官員與地方士人之間的關係相對疏離。此外，元代政府因公共工程強徵勞役與捐款，導致其與地方社會關係緊張。綜上所述，莆陽案例顯示元代地方治理為當地社會帶來的改變多於延續。（原多語言摘要:本文以元代福建莆陽（即興化路）為例，蒐集與公共建設相關的碑記，並輔以其他 材料，探討元代地方政府、地方士人、地方社會間的關係。宋元之際，莆陽遭到屠 城，元代科舉規模又狹小，導致莆陽士人的政治能量與地方影響力，既不如南宋的 前輩，也不如同時代的慶元路。當莆陽地方官員想要找人撰寫地方建設的碑記時， 他們不一定視莆陽士人為最佳人選。整體而言，元代莆陽士人與地方官員的關係相對疏離。本文也發現，支持、批准莆陽公共建設的地方官員，既可能來自路以上 的高層官員，也可能來自路級低階官員，路級長官反而經常缺席。這反映地方建設 的決策過程頗不穩定，地方建設就算急需維修，也未必得到及時回應。而且，在獲 得施行的建設中，地方政府很少支付費用。換言之，導致元代政府與地方社會關係 緊張的因素，恐怕不是元代政府特別高效率、高強度的勞役人民，而是在勞役人民 時，地方人民往往需要犧牲金錢或無償勞力。總之，莆陽案例表明，元朝的政治機 制給地方社會帶來的變化多於延續，這提醒我們在討論宋元明地方轉型時，應更多 地關注元朝治理的作用。）

作者名: Gregory Sattler - ucla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7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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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東南地區與海外的識字商人，約800年至1100年

本文檢視了多種中、日文獻資料，這些資料顯示九至十二世紀中國東南地區的長途商人具備相當高的文化素養。筆者認為，此種現象反映出社會顯赫家族成員參與商業活動，以及商人家庭後代追求更高地位與社會階層流動的渴望。自晚唐以降，這兩類群體皆試圖通過科舉考試獲取成功，當此目標未能實現時，則轉向經商。透過以文學才能為代表的高雅文化參與，商人亦得以與中國境內及環亞洲海域各國家的權勢人物建立聯繫。本文將闡明商人如何能成功運用此類能力，作為與貿易夥伴培養關係的手段，並在海外外交與政府事務中擔任角色。（原多語言摘要:本文檢視了一系列中國和日本的文字材料，這些材料展示了九至十二世紀中國東南 地區長途商人所具備的較高的讀寫能力。我認為，這種趨勢反映了社會上顯赫家族 的成員對商業的涉獵，以及商人家族對後代能夠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以及向上流動 性的渴望。從晚唐開始，這兩個群體都通過科舉考試來尋求成功，且可以在考試受 挫時轉向商業領域。以文學活動為例的對高雅文化的參與使得商人們可以與中國境 內以及海亞各國的富有影響力的人物建立聯繫。本文將說明商人群體如何運用這些 能力來成功地與其貿易夥伴培養關係，以及在外交和海外政府中擔任一定的角色。）

作者名: Yegor Grebnev - Beijing Normal–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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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將自然侷限於圖表之中: 七十二候系統的起源與演變

七十二候將一年劃分為五日為單位的時段，每候皆對應特定季節現象。此體系與可觀察的自然現象並不同步，箇中緣由有待闡釋。透過細究早期文獻可知，該體系旨在從自然現象中提取徵兆以用於占驗解讀，當特定季節現象未如期顯現時，即構成具有預示意義的異象。因此，與自然現象的脫節實為七十二候體系刻意為之的設計，以此確保其能持續產出可詮釋的徵兆。自西元六世紀被納入官方曆法體系後，七十二候的排序仍經歷多次大小調整，這些修正皆基於後世對早期文獻權威性的不同認知。（原多語言摘要:一年被分為七十二候，每一候為五天，各自對應一個特定的季節現象（物候）。 七十二候的循環與可觀察的自然世界並不同步，這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對早期 文獻的仔細分析表明，七十二候體系背後的意圖是讓物候循環開始擁有可解釋的含 義：如果某個物候不出現在相應的時間段裏，這就形成需要解釋的預兆。因此，與 自然世界的不同步是七十二候體系的不可欠缺的元素，保證了其能持續生產可解釋 的預兆。公元六世紀七十二候雖然被納入官方曆法制度，這個體系沒有固定下來， 而隨著對早期文獻評價的變動，七十二候的順序和内容繼續發生或大或小的變化。）

作者名: Michael Hunter - Yale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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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摘要

Rens Krijgsman，《早期中國手稿集: 箴言、記憶、詩歌與知識》 by Rens Krijgsman

關於Rens Krijgsman的《早期中國手稿合集》（以下簡稱ECMC），首先要認識到的是它並非真正探討寫本合集，至少不是這位讀者所理解的合集概念。Krijgsman並不關心諸如郭店一號墓竹簡如何及爲何被彙集爲單一文本羣的問題。相反，ECMC研究的是寫本”將多種文本類型與形式匯聚於單一載體”的方式（第4頁）。書中分析的文本合集分爲兩類：由”多個獨立文本共存於單一物質載體”構成的”多文本寫本（MTMs）”，以及由”先前獨立文本的段落交織而成”的”複合文本”（第4頁）。全書四章各聚焦一類文本合集，例證取材自戰國至秦代範圍驚人的出土文獻——包括郭店、包山、唐維寺、葛陵、周家臺、岳山等遺址，以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安徽大學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無明確出土地寫本。Krijgsman對早期寫本文獻的廣博學識，使本書成爲戰國寫本研究領域的重要貢獻與前沿指南。第一章（”寫本物質性：格言集的組織方式”）探討格言與箴言合集，包括郭店與馬王堆《老子》寫本、郭店《語叢》、上海博物館藏《用曰》與《凡物流形》，將其解讀爲”寫本文化應對文本生產激增的產物”（第61頁）。本章對William Boltz的文本構成”積木理論”提出重要批評，基於《老子》文本平行現象指出：這些”積木”未必作爲穩定單元獨立流傳，作者/編纂者實爲構建文本而臨時創制這些單元。第二章（”故事集：歷史的重構與整合”）以上海博物館藏《容成氏》《子羔》《鬼神》及郭店《唐虞之道》《窮達以時》爲例，分析複合敘事文本。Krijgsman在此勾勒出從”紀念性、地域化且碎片化”（第98頁）的歷史記述，向戰國中後期高度結構化、思想精微敘事文本的轉變軌跡。第三章（”合集與經典：文類的形成”）通過上海博物館藏《孔子詩論》及零散詩篇合集、清華大學藏《周公之琴舞》《耆夜》，考察詩歌編纂現象。該章核心論點是：相較於假想中的《詩經》原型合集（其證據遠比通常認爲的薄弱），小型詩歌合集在當時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全書最具分量的或許是第四章（”彙集與傳播：技術知識的運用”），研究技術手冊類文本——包括包山、唐維寺、葛陵及上海博物館、北京大學藏秦代文獻中的祝禱集與占卜記錄，以及周家臺、嶽山出土的日書。借鑑Marc Kalinowski與Donald Harper的研究，Krijgsman論證這類合集”規避了技術專家的直接中介，採用適合獨立閱讀的格式向更廣泛受衆開放”（第146頁）。 (Rens Krijgsman,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 Collections: Sayings, Memory, Verse, and Knowledge. Leiden: Brill, 2023. x + 220 pp., i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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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 Xavier Paulès -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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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摘要

En Li，《押注科舉: 晚清中國的彩票》 by En Li

清代中期彩票的出現無疑是中國晚期帝國賭博領域最重大的變革。本書聚焦於19世紀下半葉起大規模發展的彩票現象，但書名隱含的歧義需先行澄清。這部著作的核心研究對象實爲”闈姓”——一種押注文武科舉中榜者姓氏（而非身份，此處需糾正常見的誤解）的博彩方式。該賭博形式長期未受學界重視，除江口久雄1979年開創性論文外，僅有何漢威二十年後關於清末廣東財政中博彩地位的數篇論文有所涉及。然而，En Li在章節展開過程中，亦對清末華南地區並存的其他彩票類型如”白鴿票”、”花會”、”山票”、”舖票”進行了系統梳理。需特別說明的是，這些彩票形式與科舉制度毫無關聯。”闈姓”起源於道光年間廣東親友間非正式的科考押注，至咸豐朝開始形成規模化運作。精明的經營者建立起精密組織體系，通過佣金代理網絡在廣闊地域收集投注。這種博彩在19世紀最後二十年達到鼎盛，始終是廣東省及其海外移民聚居地的特色產物。若非歷史變局，或許能擴展至中國其他地區。但隨着1905年科舉制度的突然廢除，這項博彩活動終告消亡。 (En Li, Betting on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e Lottery in Late Qing China.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vol. 46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3. xxiii + 349 pp., i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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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 Lucas Rambo Bender - Yale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51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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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中唐「詩僧」需要詩歌？

本文探討為何在中唐時期（約755年至825年）僧侶的文學創作特別與詩歌這一文類聯繫在一起。儘管中國的僧侶此前已廣泛參與文學寫作，並創作了大量的詩歌，但在這一時期之前，沒有任何僧侶被稱為「詩僧」。本文認為，這一中唐時期的新現象反映了當時關於文學的論述，特別是關鍵的散文文類，開始將文學寫作與日益被視為與佛教對立的儒家思想聯繫起來。相比之下，聚焦於詩歌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抵制了這種儒家化，並保留了早期文學創作觀念中的某些特徵，這些特徵為佛教的參與留下了空間。（原多語言摘要:提要本文探討僧人的文學追求為何在中唐時期（約755–825年）與「詩」這一單一 體裁建立了特別的聯繫。儘管中國的僧人在此之前就已廣泛從事文學創作，且撰寫 了大量「詩」作，沒有一個僧人在中唐以前被冠以「詩僧」的稱號。本文認為， 這種中唐時期的新現象反映了當時的文學論述——尤其是關於核心散文體裁的論 述——已經開始將文學寫作同一種日益與佛教相對立而成的儒家思想聯繫起來。 相比之下，關於「詩」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這種儒家化，保留了其更為早期 的關於文學創作的願景，正是這種願景為佛教的參與提供了空間。）

作者名: Xia Lidong;Huang Mengji; Wang Long -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Beijing;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Academia Turfanica, Turfan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57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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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漢傳佛教儀軌的蒙古化: 新疆吐峪溝新發現與華嚴懺儀相關的蒙古文獻

2015年，在吐魯番的Toyuq遺址中，出土了一份以回鶻-蒙古文書寫的長卷軸，以及幾片類似裝幀類型的殘片。這些手稿中保存的蒙古文被認定為一部重要的佛教禮儀文本的一部分，該文本在漢文、西夏文和古回鶻文中均有流傳。這一發現不僅首次向我們展示了這部禮儀文本的蒙古文版本，還使我們能夠進一步確認另一份在20世紀初於吐魯番獲得的蒙古文殘稿，該殘稿現藏於中國的旅順博物館，屬於同一部禮儀文本的一部分。本文除了介紹新發現的手稿並解釋其考古背景外，還討論了這一發現的歷史意義，以及它對該文本傳播與接受歷史的新啟示。（原多語言摘要:2015 年，吐魯番吐峪溝石窟出土了一卷以畏兀体蒙文寫就的長卷以及若干寫本殘 片。本文認為，該蒙古文文本與元代編撰的佛教懺文《華嚴懺儀》密切相關。 此外，藏於旅順博物館的一件吐魯番出蒙古文寫本也出自同一懺文。除漢文本 外，《華嚴懺儀》也曾被譯為回鶻文和西夏文，長卷所書是迄今發現的首個蒙古文 版本。本文旨在介紹該新出蒙古文寫卷及其考古背景，并簡論該發現對研究《華嚴 懺儀》的傳播和接受史以及 13–14 世紀中亞佛教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