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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 Dominic J. Toscano - Oberlin College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29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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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篋中集》中元結的立場與文風

西元七百六十年，正值叛亂動盪之際，詩人兼學者元結（719-772）編纂了《篋中集》——現存僅有三部盛唐詩歌當代選集中的一部。這部選集規模精簡，僅收錄七位詩人的二十四首詩作，其中多數詩人即便在其所處時代亦鮮為人知。此恰為編纂本意：元結的選詩標準與序文皆表明，其編選宗旨不在闡明詩學理論，而在弘揚一種典型的道德立場——懷才不遇的儒家士人精神。本文呈現《篋中集》完整英譯，並指出雖因選集規模所限，難以將其視為八世紀詩學另類潮流之代表，然此選集確為我們理解盛唐文學景觀提供了關鍵補遺，更是對當時方興未艾的文學價值話語權之爭的鏗鏘介入。（原多語言摘要:公元 760 年安史之亂期間，詩人兼知識份子元結（719–772）編纂了《篋中集》，是 為當今僅存三部唐代所編盛唐詩集之一。《篋中集》篇幅短小，只收錄了七位詩人 的二十四首詩，並且這七位詩人大多在當時都並不知名，而這似乎正是重點所在。 從元結對於詩作的選輯和序言可見，他編修《篋中集》並非旨在就詩學闡述己見， 而是為了宣揚當時文人所熟知「儒者懷才不遇」的道德立場。本文公布《篋中集》之全本英譯，同時指出儘管《篋中集》選材範圍較小，以至其未必代表八世紀詩 學主流之外的另一流行風格，然而《篋中集》仍不失為我們理解盛唐風貌的重要材 料，也為當時逐漸醞釀，與文學價值擁有權相關的爭論提供了大膽的切入點。）

作者名: Zhang Meimei - Occidental College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397–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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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尋樂器之本質: 宋代琴銘書寫

本文探討宋代古琴銘文，以剖析文人如何將文化價值、個人認同與審美理想鐫刻於這種中國文化傳統中備受尊崇的七弦樂器。源於金石銘刻傳統，銘文歷來作為鐫刻於各種材質上的紀念性與教化性文本。北宋時期，此風尚在文人間蓬勃發展，並延伸至包括古琴在內的雅器。古琴不僅是樂器，更作為古典主義、道德修養與友誼的象徵，體現了音樂能調和個人、社會與宇宙關係的理想。透過分析傳世古琴與文集所載銘文，本研究考察古琴的物質性與象徵意義如何塑造銘文創作，反之亦然，銘文體裁如何影響對古琴的認知與價值判斷。特別關注朱熹與黃庭堅的著述，其銘文將古琴提升至遠古音樂遺存與文人身份認同的象徵。藉此視角，本文探討文人文化中書寫、音樂與物性之間的互動關係，將古琴定位為宋代思想與美學論述中既是器物亦是能動參與者的存在。（原多語言摘要:本文探討宋代七絃古琴上的銘文，旨在理解士大夫如何藉由銘刻，借琴表達其文化 理念、身份認同與審美追求。銘文源出金石傳統，歷來作為紀念與教化之用，鐫刻 於各種物質載體。至北宋，銘文書寫於文人間蔚然成風，並延伸至琴等備受推崇的 雅器。琴不僅為樂器，更承載古典傳統、德行與友誼等象徵，體現音樂調和個人、 社會與宇宙的文化理想。本文透過對傳世古琴及文獻中琴銘的考察，分析琴之物質 特性與象徵意涵如何影響銘文的書寫形式與內容，進而探討銘文此一文類如何深化 對琴的文化價值之理解。文章特別聚焦朱熹與黃庭堅的作品，藉此揭示音樂理論、 文人交遊與思想傳統之間的複雜對話。他們透過銘文將琴形塑為上古禮樂制度的延 續，並賦予其與復古思潮與知音文化相連的文化意義。作為文化實踐的載體與美學 論述的參與者，古琴銘文呈現了書寫、音樂與器物在宋代士大夫文化中互為交織的 多重關係。）

作者名: Qiran Jin - Princeton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25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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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於王弼 (226–249) 的韻文評注

本文主張王弼（226–249）現存的六部著作皆為具有系統性押韻結構的韻文註釋。此形式特徵表明，《老子注》與《周易注》最初皆被設計為非夾注式註釋。本研究提出以音韻學角度解讀王弼著作，其意義涉及：a）哲學論述的形式分析，b）三世紀註釋文化，c）文本考證、句法解析、詮釋與作者歸屬，d）歷史語言學。本文論證押韻結構與其他形式特徵（如駢偶文體與節奏韻律）相互呼應，對王弼的意義建構具有根本性貢獻。此案例展現了文獻學在語言、文本與思想研究中跨學科研究的潛力。（原多語言摘要:本文提出傳世王弼六種均爲由系統押韻構建的韻語注，本文稱之爲王弼韻注。韻注 的形式特點進一步提示王弼《老子注》及《周易注》非行閒注的初始形式。此一韻 讀模型要求進一步反思：王弼玄學話語的形式構建，三世紀的注本文化，中古文本 的批判、釋讀、斷句、作者等文本問題，以及歷史語言學視野下的三國魏音。本文 強調押韻連同平行結構及音步等形式因素共同貢獻於王弼的意義生成。此項研究意 在探索語文學在古典語言、文本、思想研究等多領域的跨學科潛能。）

作者名: Sean Cronan - University of Virginia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43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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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麓川與明代雲南的形塑: 東南亞大陸北部的合作、恩庇與戰爭（1382–1454）

明朝征服雲南標誌著該王朝進入中南半島北部，此地區自十四世紀中葉以來便處於Mäng Maaw（麓川）傣族聯盟的勢力影響之下。明朝官員很快發現自己與Mäng Maaw在湄公河以外區域的控制權上形成競爭，而明朝對此地區缺乏直接管轄能力。本文主張，明朝皇權得以跨越湄公河擴張，實有賴於原屬Mäng Maaw管轄的傣族精英階層合作。這些人物成為雲南西南部首代明朝「土司」，他們在協助明朝進行東南亞軍事行動的同時，亦致力削弱昔日宗主勢力。作為交換，這些前Mäng Maaw附庸藉由向明朝請求援助來維持並擴張自身統治，對明王朝提出諸多要求，從而重塑了中南半島北部的國際環境格局。（原多語言摘要:明朝征服雲南之後，勢力進入上東南亞大陸地區，而該地區自十四世紀中葉以來一 直為傣族聯盟「麓川」所控制。明朝官員與麓川隨即陷入對於湄公河以外地區控制 權的競爭，而明朝幾乎沒有直接管理該地區的能力。本文認為明朝皇權之所以能夠 向湄公河以外地區擴張，全因明朝曾與以前受制於麓川的傣族精英合作——這些 精英成為了明朝在雲南西南部的第一代土司，輔助明朝在東南亞的軍事行動之餘， 也致力於削弱麓川本身。作為交換，這些昔日的麓川藩屬要求明朝協助維護和擴大 他們的統治，也因此重塑了上東南亞大陸的政體關連。）

作者名: Roel Sterckx -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35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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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前現代中國的水產養殖: 兩篇文獻之研究與翻譯

本文探討了兩份關於中國前現代時期魚類養殖的珍貴文獻：其一是賈思勰（活躍於公元六世紀）《齊民要術》中保存的《陶朱公養魚經》殘卷，其二是明代學者黃省曾（1490-1540）所著同名的《養魚經》。本文追溯了這些文獻編纂前的水產養殖管理史，分析其文獻來源與內容架構，並呈現附有註解的譯文。（原多語言摘要:本文聚焦於古代中國有關魚類養殖技術的兩種主要文本，其一為來自於《陶朱公養 魚經》的殘文，為賈思勰《齊民要術》所徵引，另一種則為書名近似，而為明代學 者黃省曾（1490–1540）所著的《養魚經》一文。文章將主要探討這兩種文本中所 見的專業水產養殖的相關歷史背景，對其文本來源、內容加以分析，並提供相應的 文本翻譯和註解。）

作者名: James A. Benn - McMaster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48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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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摘要

《茶經》。巴黎: Les Belles lettres by Catherine Despeux

由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榮譽教授、中國文化與醫學專家凱瑟琳·德斯佩（Catherine Despeux）所著的《茶經》（Le Classique du thé），是陸羽（733–804）於 760 至 764 年間所撰《茶經》的中法對照版。《茶經》是首部關於茶葉、製茶及品鑑的綜合性論著，而這部奠基之作在本書中獲得了應有的學術重視。德斯佩的這部著作基於她在 2015 年發表的早期譯本，內容包含學術導讀、年表、地圖、插圖、術語表、多種索引以及參考書目。本書旨在為陸羽的著作提供歷史與文化脈絡，並對其關於茶的詩意與技術性描述提供忠實且清晰的翻譯。全書排版精美，採用對頁格式，左側為中文原文，右側為法文譯文，並附有註釋與評註。德斯佩的譯作獲得了高度認可，最著名的成就是於 2023 年榮獲儒蓮獎（Stanislas Julien medal）。這一著名的獎項突顯了學術界對德斯佩貢獻的肯定。凱瑟琳·德斯佩是著名的中國中古時期宗教文獻（包括重要的道教與佛教著作）學者與翻譯家。因此，她是翻譯《茶經》的理想人選，因為這部獨特的著作兼具技術與精神層面。她對中國中古文化世界的專業知識至關重要，因為理解《茶經》必須置於其歷史脈絡中，那是茶葉生產以及製茶、飲茶方法尚未大規模發展之前的時期。例如，當時的採茶藝術與當代方法截然不同；唐代採收的並非今天偏好的「一心二葉」，而是整片葉子、莖和枝條。翻譯中國古代茶學文獻時，譯者必須考量幾個問題：選擇可靠的底本，以及茶樹及其產品的術語問題。茶學專著的流傳並非總是一帆風順，因此確立最佳可用版本是一個重要因素。德斯佩翻譯所用的底本是日本京都精華大學春秋館藏的 1844 年版《茶經附茶具圖贊》。該版本基於陳師道（1053–1101）的重要早期版本，並由明代的鄭煾（1518–1583）修訂。其中包含晚唐詩人兼政治家皮日休（834–883）的序言，以及陳師道本人的序言。此版本與叢書《說郛》（其中包含其他重要的茶學文章）及《四庫全書》中的版本相似。除了少數異體字外，差異主要在於文中的一些夾註（多為文字學性質）。德斯佩的翻譯有時會採納後兩個版本的解讀，在這種情況下，替代字會被加在方括號中。在陸羽之前，茶的術語相當不固定，直到陸羽時期，「茶」字才逐漸被普遍採用。陸羽在著作中引用了早期文獻，其中使用了其他漢字來稱呼茶，如「荼」、「荈」或「茗」。在這些情況下，德斯佩會在法文單詞「thé」（茶）之後加上該術語的拼音。 (Catherine Despeux, Le Classique du thé.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23. lxxxiv, + 182 pp., i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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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 Bian He - Princeton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16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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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朝無此徵兆」: 重塑盛世清朝制度史學中的異象

本文追溯了跨朝代制度性史学中对“物异”现象的记载，尤以清代续修《文献通考》为核心。研究表明，中国史学传统中记录天象异变的悠久实践，在清廷构建自身制度体系时遭到严厉批判。经过删减且按年代编排的清代物异章节，揭示了盛清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该政权认为在其开明统治下不可能出现灾异征兆。此外，《清朝文献通考》提出了全新阐释框架，将物异界定为真正超常的现象：既无法通过防灾赈济措施应对，亦不能以任何已知的五行关联体系解释。天人感应思想在盛清时期的持续影响力，由此体现了当时政治与学术论辩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原多語言摘要:本文考察《文献通考》及其所衍生的编史学传统中对“物异”记载的演变，特别关注 乾隆朝开设“三通馆”并对清代典章制度有别于前朝之处所做的界定。《皇朝文献通 考》对基于洪范五行理论的史学传统提出了猛烈的批评，并将发生在清朝统治期 间的“物异”记载改为按编年排序并大量删减。这表明，盛清时期官方主导的史学叙 述将“物异”的概念重新界定，在认定“妖异”不可能在本朝圣明之治的前提下发生同 时，也将可以人为干预并避免的“灾”从“物异”的范围中排除出去。其结果导致留存 在《皇朝文献通考》中的“物异”无法用洪范五行解释，而成为某种超越既有知识范 式的奇特现象而被记载。由此可见，关于天人感应的辩论揭示了盛清时期的思想变 迁与政治文化如何复杂互动的一个侧面。）

作者名: Paul W. Kroll - University of Colorado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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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统治时期賦的兴衰

武后實際或名義執政的二十年間（684-705年），現存賦作不足二十篇，數量遠遜於其前後世代。此現象主因在於當時宮廷及後世文學史皆着重於詩體創作——尤以新興的近體詩（jintishi）爲要，這類作品多誕生於宮廷場合或羣體雅集。然流傳至今的賦作中，仍不乏技藝精湛且意趣盎然者。本文將這些作品置於歷史語境中考察，無論其創作背景是應制於廟堂，抑或抒懷於私人情境。文中並收錄多段賦文摘譯。（原多語言摘要:武則天在位的二十年間(684–705;無論從實際層面還是法理意義上來說),存世的賦作 不足二十首。這個數量比緊靠武后的前後兩代都要少。其主要原因是因為朝廷以及 後世的文學史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或在宮廷或在群體聚會中所進行的詩的創作上，尤 其是新進的近體詩。儘管如此，存世的賦作中不乏技藝高超、趣味濃厚的作品。本 文全面調查了這些賦作，並把他們歸置於各自的歷史背景中，無論該作品是作於宮 廷，還是為宮廷而作，抑或成篇於某種個人或私人的情境下。除此之外，本文還提 供了大量片段的翻譯。）

作者名: Chang Weiling -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12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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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員、士人與社會間的權力關係: 福建莆陽元代碑刻分析

本文以公共工程相關碑刻為主要史料，以福建莆陽（即興化路）為例，探討元代地方政府、地方士人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宋元易代之際莆陽士人遭受屠戮，加上元代科舉取士名額有限，導致莆陽士人的政治機會與地方影響力，較之前代及其他路份士人更為削弱。因此，元代莆陽地方官員與地方士人之間的關係相對疏離。此外，元代政府因公共工程強徵勞役與捐款，導致其與地方社會關係緊張。綜上所述，莆陽案例顯示元代地方治理為當地社會帶來的改變多於延續。（原多語言摘要:本文以元代福建莆陽（即興化路）為例，蒐集與公共建設相關的碑記，並輔以其他 材料，探討元代地方政府、地方士人、地方社會間的關係。宋元之際，莆陽遭到屠 城，元代科舉規模又狹小，導致莆陽士人的政治能量與地方影響力，既不如南宋的 前輩，也不如同時代的慶元路。當莆陽地方官員想要找人撰寫地方建設的碑記時， 他們不一定視莆陽士人為最佳人選。整體而言，元代莆陽士人與地方官員的關係相對疏離。本文也發現，支持、批准莆陽公共建設的地方官員，既可能來自路以上 的高層官員，也可能來自路級低階官員，路級長官反而經常缺席。這反映地方建設 的決策過程頗不穩定，地方建設就算急需維修，也未必得到及時回應。而且，在獲 得施行的建設中，地方政府很少支付費用。換言之，導致元代政府與地方社會關係 緊張的因素，恐怕不是元代政府特別高效率、高強度的勞役人民，而是在勞役人民 時，地方人民往往需要犧牲金錢或無償勞力。總之，莆陽案例表明，元朝的政治機 制給地方社會帶來的變化多於延續，這提醒我們在討論宋元明地方轉型時，應更多 地關注元朝治理的作用。）

作者名: Gregory Sattler - ucla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1 (2025) 7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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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南地區與海外的識字商人，約800年至1100年

本文檢視了多種中、日文獻資料，這些資料顯示九至十二世紀中國東南地區的長途商人具備相當高的文化素養。筆者認為，此種現象反映出社會顯赫家族成員參與商業活動，以及商人家庭後代追求更高地位與社會階層流動的渴望。自晚唐以降，這兩類群體皆試圖通過科舉考試獲取成功，當此目標未能實現時，則轉向經商。透過以文學才能為代表的高雅文化參與，商人亦得以與中國境內及環亞洲海域各國家的權勢人物建立聯繫。本文將闡明商人如何能成功運用此類能力，作為與貿易夥伴培養關係的手段，並在海外外交與政府事務中擔任角色。（原多語言摘要:本文檢視了一系列中國和日本的文字材料，這些材料展示了九至十二世紀中國東南 地區長途商人所具備的較高的讀寫能力。我認為，這種趨勢反映了社會上顯赫家族 的成員對商業的涉獵，以及商人家族對後代能夠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以及向上流動 性的渴望。從晚唐開始，這兩個群體都通過科舉考試來尋求成功，且可以在考試受 挫時轉向商業領域。以文學活動為例的對高雅文化的參與使得商人們可以與中國境 內以及海亞各國的富有影響力的人物建立聯繫。本文將說明商人群體如何運用這些 能力來成功地與其貿易夥伴培養關係，以及在外交和海外政府中擔任一定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