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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 Zhang Shiming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13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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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勾決重犯儀式及秋審

每年秋季，清朝皇帝都會主持勾決儀式，在這些儀式中，他被要求核對並標記那些他認為應被處決的死刑犯名單。本文不僅對清朝的這些勾決儀式進行了理解，還對所有死刑案件的司法覆審程序，即所謂的秋審和秋決，進行了探討。基於清朝中央檔案及其他機構資料，以及官員日記中的信息，本研究對秋審和核對儀式進行了動態和演變的分析，強調它們作為帝國司法過程中核心特徵的地位。通過詳述其連續變化，本文旨在揭示其高度複雜和官僚化的本質，並更好地評估各種機構參與者，尤其是君主，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確切角色。（原多語言摘要:每届秋季，清朝皇帝都要主持勾決儀式。在此儀式上，他被要求審核其認為應該被 判處死刑的罪犯的名字。本文旨在在現有研究基础上不僅對清代“勾決”儀式，而且 對所有死刑刑事案件的司法復核程序，即朝審和秋審，提出一個清晰的認識。本研 究基于清代中央檔案、官方典章制度材料以及以前學者鲜有為此目的查閱的官員日 記中的資訊，對秋審和勾決儀式進行動態和演化式分析，突显其作為帝國司法過程 中心特徵的地位，通過詳細描述其在時間上的連續變化，以期揭示其高度複雜和官 僚的性質，並更好地評估被要求的各種機構行為者所發揮的確切作用，首先是最高 統治者皇帝。）

作者名: Gilles Boileau - Tamkang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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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兩種政治血統的商朝: 祭祀制度與記憶的張力

本文分析了周祭的歷史演變，這是一個商朝祭祀祖先的循環，專門用於非皇室和皇室祖先，在祖甲王統治期間建立。人類學的參考資料使我們能夠對商朝的世系結構進行一些觀察：這些循環同時考慮了皇權傳遞的多種方式以及通過婚姻在王朝最重要世系之間建立的關係。我們還研究了另一個圍繞祭祀（祊）的循環，這個祭祀始於文丁王統治期間，範圍較小，旨在合法化父權對皇權的傳遞。這兩個循環的比較使我們能夠看到世系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最後，我們試圖將這些緊張關係與商朝以及更廣泛的皇權本質聯繫起來。（原多語言摘要:本文分析了周祭的歷史演變，這是一系列週期性的祭祀，最初在祖甲王統治時期首 次實施，專門獻給非皇室與皇室祖先。這個週期可以與傳統資料所提供的數據進行 比較，從而對商代皇室血統的結構和歷史演變進行人類學觀察。這個週期可以被視 作一種儀式，旨在在各種皇室繼承方式被承認的情況下建立一種共識。它還是一種 紀念性的儀式，超越了皇室繼承的特殊性，因為它不是從第一位國王開始，而是從 上甲開始，代表著商氏整體的宗族身份。我們進一步分析了周祭，關於從文丁王統 治開始實施的一種後來的週期性祭祀（祊），這是一種獨立的紀念儀式，但範圍更 為有限，與試圖在父子之間建立嚴格的皇室繼承譜系有關。對比這兩種週期性祭 祀，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商代社會最後階段的人類學和政治問題，尤其是宗族記憶之 間的張力。在結論中，我們將嘗試表明這些張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君主制的特點所 致）

作者名: Ruifeng Chen 陈瑞峰 - Zhejiang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5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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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敦煌題記的真偽鑒定: 基於三則使用相似模板的題記研究得出的實用方法

針對敦煌寫本中偽造題記這一長期問題，我提出了一些識別此類題記的一般程序。這些方法包括將題記的日期與佛經翻譯成中文的時間進行比較，以及將可疑題記的書法與題記中列舉的經名與同一組經文的其他題記進行比較。為了驗證這些觀察結果，我調查了三個基於類似模板撰寫的題記的真實性。它們分別附於bd15076、Nakamura51和Nakamura65寫本中的經文，據稱這些寫本均發現於敦煌地區。bd15076和Nakamura65的題記很可能是偽造的，可能是模仿Nakamura51或其他我們尚未知曉的類似題記製作的。這些方法將有助於學者避免根據可疑題記得出錯誤結論，從而為未來的研究提供更堅實的基礎。（原多語言摘要:針對敦煌漢文佛經寫本中長期存在的僞造題記問題，筆者提出了若干通用的辨 僞步驟。其方法主要包括：對比題記的日期與經文漢譯的時間，以及將可疑題 記的字迹和其中列舉的寫經標題與同一系列寫經所附的其他題記進行比較，等 等。爲了論證這些觀點，筆者對三則格套相似的題記進行了辨僞。這些題記分 别附於bd15076號、中村 51 號和中村 65 號寫經卷尾，而這些寫本都號稱出土於敦 煌。bd15076號和中村 65 號的題記當屬僞造，蓋仿照中村 51 號的題記或其他未知但 類似的題記作僞。上述方法有助於學者們避免因爲使用不可靠的題記而得出錯誤的 結論，從而爲未來的研究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作者名: Ari Daniel Levine -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A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10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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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摘要

Christian Lamouroux，《宋朝: 中國通史（960–1279）》 by Christian Lamouroux

隨著《La dynastie des Song》的問世，Christian Lamouroux創造了一部卓越且權威的綜合性著作，重新定義並重繪了整個研究領域。無論是在學術權威性還是概念統一性方面，它都超越了所有面向學術界的單卷或多卷本宋代歷史著作。Lamouroux將全球學者最新研究的全方位成果融入其獨特的視野中，探討了帝國治理的軌跡、政治經濟的張力、知識史的爭議以及社會文化想像的建構。在時效性和連貫性方面，它超越了《劍橋中國史》第五卷，並取代了Dieter Kuhn的《The Age of Confucian Rule》，成為任何語言中最權威的單卷本宋代歷史。但Lamouroux的成就規模絕對而非相對，其時代意義與內藤湖南（1866–1934）和Robert Hartwell（1932–1996）的貢獻相當。本書揭示了一位細膩歷史學家對宋帝國政治和財政機構無與倫比的掌握。Lamouroux採用了法國特色的史學方法，受20世紀末Annales學派重塑的影響，將偶然事件嵌入更深層的結構中。遵循《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系列的慣例，本書結構分為兩個並列且相等的部分。第一部分“朝代史”包含五章宏大的政治敘事，前三章涵蓋北宋的宮廷陰謀、國內政策和地緣政治衝突，後兩章則專注於南宋的整體情況。第二部分“開放世界”包含五章專題，探討帝國的地理和種族邊界、政治經濟與商業革命、帝國主權與行政、精英文化與學習，以及宗教與社會組織。這些結構主題相互強化，每個專題章節都提供了多個前後連接的點，與朝代敘事中的特定時刻相連。雖然這種組織藍圖一目了然，類似於標準朝代史的本紀和志，這些因果和敘事聯繫的廣泛性在後續閱讀中變得更加清晰。我建議已熟悉政治敘事的讀者應從第二部分開始，再回到第一部分的開頭。 (Christian Lamouroux, La dynastie des Song: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960– 1279).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22. 36+816 pp., i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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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名: Richard J. Sage -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09 (2023) 57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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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不需要什麼（儒家）教育！北宋對《列子》的閱讀

古代道家思辨文本的共同特徵之一，是對基於儒家道德的社會的厭惡。《列子》中關於華子的軼事常被引用為這種態度及其對回歸道之渴望的典型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對這段文字最激進的解讀之一，是由北宋朝廷高官所撰寫。范致虛（？–1129）的評注不僅結合了其他經典的引用，還融入了佛教概念和術語，闡述了根植於道家傳統的神秘主義，不僅是註釋文學的傑作，也為理解徽宗朝廷及朝廷內外獨特的知識氛圍提供了寶貴見解。這一案例研究既是對范氏被遺忘作品的介紹，同時也是對徽宗爭議統治時期宗教政治發展相關廣泛被忽視的資料的介紹。（原多語言摘要:中國古代推測性道教典籍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對基於儒家倫理道德的社會的厭 惡。《列子》中關於華子的軼事就經常被稱引為這種態度及對道的回歸的內在 渴望的典型例子。值得註意的是，對這段文字最激進的解釋之一出自北宋朝廷的一 位高官之手。通過將對其他經典的引用與佛教的概念和術語相結合，從而闡釋一種 根植於道教傳統的神秘主義，范致虛的注釋不僅是訓釋文學的傑作，同時還為我們 了解宋徽宗朝廷內外的獨特思想氛圍提供了寶貴的見解。本文中的案例研究不僅向 讀者重新介紹了范致虛這部已被遺忘的著作，同時也為其揭開了一組有關徽宗在位 期間宗教和政治發展的廣受忽視的材料。)

作者名: Laurent Van Cutsem - Ghent University, Belgium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09 (2023) 52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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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Or.8210 S.1635）: 手稿、文本史與譜系

本文探討《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Or.8210/S.1635）的文本歷史與譜係主張，該文集由文僜（972年卒）所作，記錄了所謂「南方」禪宗譜系的形成，並在寶林傳與祖堂集之間提供了關鍵連結。本文重點在於根據慧觀（卒年不詳）的序言、敦煌手稿的內部證據，以及禪宗記錄與地方志中的相關記載，重新審視文僜作品可能具有的多層次性質。此外，本研究探討了S.1635中的譜係註釋，並提出這些註釋可能並非文僜所著，因此不能作為他對慧能（638–713）繼承人譜係的理解的證據。（原多語言摘要:本文旨在探究《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Or.8210/S.1635 ）的文本歷史和譜係主 張。該作是文僜（卒於972 年）所撰讚文集，記錄了所謂「南宗」禪之譜係的形 成，且佐證了《寶林傳》和《祖堂集》之間存在重要聯繫。本文根據慧觀的序言、 該敦煌寫本的整個文本以及其他禪宗文獻和地方志的記載，重新審查了該作的潛在 層次性。此外，本文還調查了S.1635 中有關譜係的小字注釋，認為這些注釋並非文 僜所撰，因此不能代表文僜對早期禪師譜係的理解。)

作者名: Xiaofei Tian - Harvard University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09 (2023) 47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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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的半影: 七、八世紀之交帝國邊緣的詩歌

七、八世紀的轉折點見證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由流放官員集中創作的詩歌。在這個流動性受宵禁、通行證和交通工具限制的時代，遠放邊疆的流放，透過使用官方指定的驛站，反諷地成為一種被認可且迅速穿越新領土的方式。透過高度發達的驛站系統傳播的詩歌文本，帝國的北方中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與遙遠的邊疆相連。本文認為，這些以向心性為特徵並構成請願類型的詩歌，促成了一種全新的帝國整體觀念，如果我們將「宮廷」定義為一個動態權力關係的場域，那麼這些詩歌就是朝廷詩歌，其定義必須擴展以反映「宮廷」一詞本身的普遍性質。（原多語言摘要:公元七、八世紀之交，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首次集中出現的一批由流貶朝臣創作的 詩歌。在一個行動受到宵禁、關卡、以及車輛技術限制的時代，借由特別批准使用 的驛站馬匹而完成的流貶非常具有諷刺意味地成了見識帝國邊遠之地的至為快捷而 且獲得官方首肯的方式。通過高度發達的驛站系統而流佈的詩歌文本，位於北方的 帝國中心與其遙遠邊疆之間的聯結也變得前所未有的緊密。本文提出，這種詩歌以 向心主義為特征，而且構成了一種請願文體，提供了一種新的想象帝國的方式，也 就是說，將帝國視爲一個整體，對之作出全方位的構想。本文還提出，如果我們 將「宮廷」定義為一個充滿動態的權力關係場域，那麼這些寫於貶謫期間的詩歌就 確乎也是「宮廷詩」，事實上「宮廷詩」的定義必須加以擴展，以反映「宮廷」一 詞本身的寬泛性。)

作者名: Shoufu Yin -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09 (2023) 62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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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編纂滿文《明史》: 《明國史》的背景、內容與意義

清廷以滿文編纂了一部詳盡的明朝史，該史書以手稿形式存於故宮博物院，名為《明國史》（Ming gurun i suduri）。本文基於對該手稿的仔細閱讀及相關檔案文件的考察，提出了三點觀察。首先，《明國史》源於清初編纂明朝史的最早階段（1645–1669）。該書以編纂滿文編年史為主，體現了十七世紀中葉內亞史學的發展。其次，該書通過並列和連接《明實錄》的翻譯節選來敘述明朝歷史，這種編譯結合的方法實際上對關鍵政治事件和人物進行了重新評估。第三，基於對《明國史》這一背景的理解，1739年的《明史》最好被視為一個世紀長期協商（1645–1739）的產物，在這一過程中，清初朝廷的意識形態議程和學術成就逐漸被遺忘。（原多語言摘要:清廷曾以滿文編成一部九十七卷的《明國史》（Ming gurun i suduri ），寫本現藏 北京故宮博物院。基於對這一寫本的細讀以及相關檔案的考察，本文提出三點觀 察。首先，就其編纂時間而言，這部滿文《明國史》應形成於清修明史的第一階 段（1645–1669 ）。當時目的之一即是以滿文編寫一部編年體明史，其本身也體現 出內亞史學的發展。其二，就其編纂方式而言，寫本從《明實錄》中選取片段，翻譯後加以綴連（於建文朝則從中晚明的材料中選取片段）；以這種譯纂結合的方 式，這部滿文《明國史》不僅重新講述了重要的歷史事件，也對當時人物給出了自 己的評價。其三，對比十七世紀中葉的滿文《明國史》， 1739 年修成的漢文《明 史》在很多意義上回到了晚明形成的明史書寫的框架；由此，清初滿文《明國史》 所承載的觀念與思想，則漸漸為人所遺忘。)

作者名: Leigh Jenco -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09 (2023) 668–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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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第《毛詩古音考》與晚明經學考據

陳第的1606年音韻學鉅著《毛詩古音考》被認為是清代文本考證學的基石，透過對《詩經》韻律的比較分析，提供了歷史音變的系統性證據。然而，我認為這項研究是受到新儒家心學對具象化道德知識的認同所驅動和塑造的，這通常被視為與晚清的學術方法相悖。陳第及其泰州學派的同道焦竑，將文本的道德內涵定位不在於聖賢作者的意圖，而是在於其歷史特定音韻和敘事特徵所引發的真實情感體驗。儘管近年來的學術研究開始揭示心學如何促進了語文學探究以揭示普遍的聖賢真理，但較少被認識到的是，心學如何也能激勵對歷史背景的探究——打破道德關懷與文本和歷史知識生產之間的界限。（原多語言摘要:陳第於1606年完成的曆史音韻學巨著《毛詩古音考》被認為是清代考證學的奠基之 作。該書通過對《毛詩》韻律結構的比較分析，為我們提供了關於歷史語音變化的 系統性證據。本文認為這項研究的動機和形成實則源自新儒家心學對具象化的道德 知識的認同，而我們通常認為這種認同有悖於後來的清代研究方法。陳第和他泰州 學派的合作者焦竑都將文本的道德內涵定位於由歷史特定性的音韻及敘事特征所觸 發的真實情感體驗，而非其聖賢作者的意圖。雖然進來的研究已開始逐步揭示心學 如何通過促進語文學的研究來揭示普遍性的聖賢真理，目前尚未受到同等重視的是 心學如何也能激發歷史背景相關方面的調查，從而打破將道德關切從文本和歷史知 識的生產中剝離出來的做法。)

作者名: Charles Sanft -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期刊名: T’oung Pao
期数: T’oung Pao 109 (2023) 70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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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摘要

Donald Harper and Marc Kalinowski 編，命運之書與早期中國的流行文化: 戰國、秦、漢的日書手稿 by Donald Harper and Marc Kalinowski (eds.)

如果那些認為早期中國研究領域陳舊且保守的人——親愛的讀者，我擔心這樣的人確實存在——能夠閱讀這本書，它將改變他們的觀念。這個領域遠非陳腐，隨著考古學家，以及令人遺憾的是，盜墓者打開古代墓葬並將手稿公諸於世，這個領域正在成長。「日書」及相關文本提供了關於行動和事件的吉日和凶日的資訊。新文本使學者們能夠在其中認識到，這些內容在傳統文獻中僅輕輕觸及，但我們現在知道，這在戰國晚期和秦漢初期是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在《命運之書與早期中國的流行文化：戰國、秦、漢的日書手稿》中，編輯Donald Harper和Marc Kalinowski匯集了一部令人驚嘆的論文集，將中國和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匯聚一堂，形成了一個全面而詳細的日書及相關文本和實踐的介紹。編輯的「引言」（第1-10頁）介紹了日書，這種現代時代未知的文本類型，直到考古學家從睡虎地發掘出一部。這只是「日曆文本」中出現的第一部，Harper和Kalinowski將其解釋為「記錄特定活動的吉時和凶時及地點的日曆文本」（第2頁）。日書是「一種組織化的日曆雜集……不是一種日曆或年曆」（第7頁）。然而，在這種雜集中，除了其他材料外，仍然有一些吉日和凶日的列表——而這部分日書最為人所知。Harper和Kalinowski將這些文本呈現為一種在早期中國廣泛流傳的「技術文獻」（第4頁）。 (Donald Harper and Marc Kalinowski (eds.), Books of Fat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China: The Daybook Manuscrip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 Section 4 China, Volume: 33. Brill: Leiden, 2016. xxv + 517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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